溃疡性结肠炎一般列属于中医学“泄泻”、“痢疾”之类。
对此，《内经》以“泄”、“肠澼”称之。《素问·太阴阳明论》有“湿盛则濡泄”的记载，这段带结论性的经旨，几成后世论述本病病因病机的理论依据。《内经》对肠澼下痢则主要责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诸因。
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述的“下痢”病，涵盖泄泻和痢疾两类，制订了疗效卓验的白头翁汤及理中汤，开清肠泄湿和温中散寒之法门。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疾痢》诸侯中，有赤白痢、血痢、脓血痢之名，在病因方面，强调岁时寒暑不调、风寒热毒及饮食起居等因素。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热痢》指出：“大凡痢有四种，谓冷、热、疮、蛊……疳则赤白相杂……蛊则纯痢瘀血。”足见对本病成因已有深刻认识。
宋元时期有关本病研究颇多新说。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有“泄泻叙论”，认为不仅外邪可致泄泻，而情志失调亦常引发本病，如说：“喜则散、怒则激、忧则聚、惊则动，脏气隔绝，精神夺散，以致泻泄。”朱丹溪于《丹溪心法》指出：“痢赤属血，白属气。”从而纠正了前人沿袭已久的“赤痢属热，白痢属 寒”的错误论点。该书还进一步指出：“泄泻有湿、火、气虚、痰积、食积”之分，“湿用四苓散加苍术，甚者苍、白二术同加，炒用燥湿兼渗泄。”朱氏关于泄泻 病因之论，语简意明，论治有方有法。
明清时期对泄痢的认识渐臻完善，不少医家结合长期的医疗实践，在病机认识方面有进一步阐发。《景岳全书》曾明确指出：“凡里急后重者，病在广肠最下之处，而其病本则不在广肠，而在脾肾”，“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突出泄痢发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