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暴力伤医黑名单”来了，但我们要走的路

2018年9月22日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赫英东等三位医生在值班工作期间，遭到患者孙某及其家属郑某等的无端殴打。原因是产妇孙某要生了，医生建议顺产，家里人却强烈要求剖腹产。因不同意医生建议的分娩方式，产妇与丈夫和女儿便开始对医生暴力相向。

在医院里救死扶伤的医生，在伤医、医闹中却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只能被动挨打、忍气吞声。一般医护人员在被攻击时，要么躺在地上生生挨打，要么瞅住空子抱头鼠窜。因为就既往经验，只要还了手，要么自行和解，要么各打五十大板，有关部门很大可能定性为互殴。如果首都顶级医院的专家遭此横祸尚且无处伸冤，其他医护人员在受委屈的时候就不要多想了。

就目前现状来看，暴力伤医行为有越演越烈的势头。有研究基于媒体报道统计了2000年~2015年的290例暴力伤医事件，从2000年涉及４个省６例到2013年涉及19个省59例，虽然这几年稍有缓和，但是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不乏广受社会关注的“南平杀医案”、“温岭杀医案”等，长长的暴力伤医名单上继续被泼洒新的血红，暴力伤医事件已成为社会焦点矛盾。

其中，三级医院是暴力伤医事件多发医院，共196例（占总数的67.6％），二级医院发生69例（23.8％），一级医院发生12例（4.1％），医院等级越高，规模越大，其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越多。暴力伤医事件发生率最多的科室是急诊和门诊，且医生为主要受害人。

可喜的是，近日，发改委、央行等28个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暴力杀医伤医以及在医疗机构寻衅滋事等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同时，会采取限制补贴性资金支持；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多种惩戒方式对施暴人员进行严惩。我们看到了国家在规范和打击暴力伤医方面的决心和行动，也看到了对于医护人员人生安全的重视，那么，建立“暴力伤医黑名单”会真正遏制目前越演越烈的伤医行为吗？我想答案还未可知，但是肯定会有很大的威慑作用。

此次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的联合措施，算是对近年来医患冲突频发，尤其是伤医行为多现的一种回应，同时也被视作是对近日北大医院医生被打一事中舆论情绪和诉求的一种回响。如此多部门、大范围的惩戒措施，势必会引起民众的重视，对于那些随意在医务人员身上发泄自己的愤怒，又觉得自己能够凭着患者的身份侥幸逃脱的施暴者来说，伤医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不过，此次“医闹黑名单”制度并没有限制“医闹”就医，也没有允许将“医闹”者直接拉黑，而是由公安机关提供了相关人员的信息后才能由卫生行政部门上传到信息平台后“拉黑”医闹者。

那么假设有“医闹黑名单”的患者来医院看病，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拒绝他呢？或许这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世间万事万物同理，解决之道宜疏不宜堵。严惩是把双刃剑，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暴力伤医问题，要解决问题需消除产生暴力伤医的土壤。医患矛盾突出根源在于医疗行业存在的问题积攒了太多患者的负面情绪，如果单单将医患矛盾归咎于患者无理取闹，显然是不够的。

我国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品牌医院，而农村医院医疗设备相对落后，医生培养跟不上现实需求，致使农村医院出现缺医少药的现象。在这种状况下，大量患者只能涌入拥有优质资源的医院，造成这些医院人满为患，医院和医生接诊人数远远超过其所能承受的上限，患者得到诊治的时间急剧减少，从而导致医患矛盾发生概率增大，同时也给一些违规违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这进一步加深了医患矛盾。

所以说，要想扭转走偏的医患关系，就应该加大医疗投入，更有效的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同时加强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建设，让法律落地生根，依法解决医疗纠纷。推广普及医疗责任保险，加大理赔力度，减少医院和医生所承担的风险。

希望借着此次暴力黑名单的出台，能够真正唤起民众对于尊医重卫发自内心的自觉，同时也能还医务工作者一个和谐安全的工作环境，让医患关系朝着健康互信的明天迈去。